拿今天的事例看或許更容易明白：說要“弘揚民族文化傳統(tǒng)”，這話不錯�？墒钦�天看見叩頭、拜廟，歌頌皇帝、稱贊奴才，說這便是“弘揚”了，豈能不厭煩？ 真是不“弘揚”也罷

駱玉明：復旦大學中文系古代文學專業(yè)教授、博導，兼任《辭海》編委、古代文學分科主編

從《禮記》中讀到“父母存，不許友以死”的古訓，想起魯迅的一樁事情：他早年在日本留學，曾加入光復會的反清革命活動。光復會熱衷于搞暗殺，秋瑾、徐錫麟皆是其中豪杰。魯迅也曾接受這樣的任務，在準備動身時，他向指派者提出一個問題：“如果我被砍頭，剩下我的母親，誰負責贍養(yǎng)她呢？”這是那些革命者根本沒有考慮過的，他們懷疑魯迅是因為膽怯而找借口，遂把他的任務取消了。

 魯迅從七歲到十八歲都是在私塾里讀書，接受了完整的舊式教育，十三經(jīng)差不多讀完了。我們雖然不知道他在提出上述疑問時，是否直接想到《禮記》中的那句話，但重視孝道，為了母親而不肯輕易將自己置于危境，這種屬于儒家傳統(tǒng)的道德精神無疑是滲透到他的骨髓的。甚至，因為不愿拂逆母親的意愿，他接受了完全不合適的與朱安的婚姻，為此苦惱一生，這對后人而言幾乎到了無法理解的程度。

 魯迅對待兩個弟弟，也一度是依循舊道德的。他是長子，而在舊式家庭中，父親去世后長子便是既承擔責任也擁有支配權力的家長。周作人《知堂回想錄》中說到他和魯迅同在日本時，曾經(jīng)因為懶惰，惹得魯迅忽然憤激起來，揮起老拳，在他頭上敲打了好幾下，這可真是家長作風。

后來在北京，各自都已成家的周氏三兄弟聚居于八道灣一座大宅院，收入不分開，吃飯在一起，這也是典型的中國宗法大家庭模式。魯迅后來同周作人鬧翻，具體事由兩人都閉口不言，外人只有胡亂猜測。但換一個角度來想：周作人那時已經(jīng)是北大名教授、新文化運動的風流人物，難不成永遠跟“家長”在一起過日子？不管什么理由，能夠把老兄攆走，總是一件痛快事。

 毛澤東贊魯迅為 “現(xiàn)代圣人”，魯迅自己并不這樣看。他更多地將自己看成是歷史的中間物，其任務是“喊出一種新聲”，但最終“仍應該和光陰偕逝，逐漸消失”。他非常懂得舊文化，在努力抵制歷史的陳舊力量對新時代的阻礙時，也總是能夠感受到它投在自己靈魂中的陰影。一直被人紀念，也許是魯迅最不愿意的事情。

今人談論魯迅，無論贊同還是反對，注意力大抵集中在他對傳統(tǒng)文化的激烈（有時也可說是過激）批判。這當然也是實情，最典型的例子，一是借“狂人”之口攻擊中國的歷史“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‘吃人’”，一是在回答《京報》副刊征求“青年必讀書”時，提出“我以為要少---或者竟不---看中國書，多看外國書”的駭世之論。但這些說法都有具體的條件和針對性的用意，甚或帶有為了開窗子而宣稱要掀去屋頂?shù)牟呗孕裕ā稛o聲的中國》有此一說）。據(jù)此認為魯迅完全抹煞傳統(tǒng)文化的價值，肯定是不真實的。

事實上魯迅對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文化有不同的評價。在《看鏡有感》一文中，他贊美漢唐文化富于開放性和自信心的特征，稱之為“閎放”、“毫不拘忌”，對外來事物“自由驅使”，言語間充滿熱情。

而很早寫成的《文化偏至論》談文化取向問題，態(tài)度原是相當冷靜和清醒，曰：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，取今復古，別立新宗，人生意義，致之深邃，則國人之自覺至，個性張，沙聚之邦由是轉為人國。”這就是同時向內向外尋求力量，在繼承傳統(tǒng)中創(chuàng)建新的境界，和陳寅恪強調的“文化本位”立場，也未見得有多么尖銳的沖突。 為什么魯迅后來的態(tài)度變得越來越激烈呢？這其實和對立一方的刺激有關系。當有些人以宣揚“國粹”的名義謳歌歷史中的陳腐因素時，他感受到社會發(fā)展遭到阻滯的危險，認為必須用更大的力量去沖擊那些東西---本來有些東西是他未必不喜歡的。拿今天的事例看或許更容易明白：說要“弘揚民族文化傳統(tǒng)”，這話不錯�？墒钦�天看見叩頭、拜廟，歌頌皇帝、稱贊奴才，說這便是“弘揚”了，豈能不厭煩？ 真是不“弘揚”也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