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梅先生日記里這幾位抗戰(zhàn)時期大后方的拍曲人，也都是知識分子�；蚵暶�不著、身后寂寞，或后來成為著名社會人士，但當年他們安貧樂道、自得其樂的文化生活，勾勒出的卻是知識分子的精神畫卷。

張中和還是張宗和？

去年11月12日，《北京晚報》“人文”副刊登載了拙作《忽驚此日仍為客——梅貽琦日記中大后方的文人雅集》，其中“拍戲聽曲，苦中作樂”一節(jié)，有這樣一段話：“1942年10月10日是國慶紀念日，身在昆明的梅貽琦稍得喘息之機，‘晚于廣播中聽昆曲數(shù)段，為云飛君之《刺虎》，羅莘田之《彈詞》，崔之蘭之《游園》，張中和之《掃花》�！�”這里接連出現(xiàn)了四位拍曲人。云飛君不知何許人也，但可想見為一有才識之名票；崔之蘭則為老清華為數(shù)不多的女教授之一。張中和，我原以為是“張充和”之誤。因著名教育家張吉友的十個孩子里，所有男孩子的名字都有寶蓋頭，要支撐家業(yè)；女孩子都有兩條腿，意思是要走出去嫁人。所以“張中和”也不可能是昆曲名票、著名的合肥四姐妹之張充和的兄弟。后偶見報上回憶張充和的文章有“沈從文之子沈龍朱（張充和的外甥——筆者按）接到90多歲舅舅張中和的電話：四姨走了。張中和不是親舅舅，但是兩家關系很好�！弊謽�，才恍然大悟。

崔之蘭與丈夫張景鉞

不意數(shù)日后，忽接到報社編輯轉來住在西城區(qū)白紙坊的九十一歲張中和先生的親筆信。信不長，照錄如下：“侯宇燕先生，你好！2015年11月12日《北京晚報》‘人文’欄載有大作《忽驚此日仍為客》，其中有‘張中和之《掃花》’，應為‘張宗和’。宗和是充和的大弟，小充和一歲。清華歷史系畢業(yè)，精昆曲，擅吹笛。本人張中和，是充和嫡堂弟，小充和11歲。本人系清華土木系1949年畢業(yè)。我父親和張吉友（張充和、宗和之父——筆者注）是同父異母親兄弟，吉友由五房抱給大房，所以不是沈龍朱的親舅，但也算是親舅。一笑。敬禮。張中和上�！�

接到信后，我立刻查閱了《梅貽琦日記》。白紙黑字，確為“張中和”無疑。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我推想，這既非是出版社編輯的錯，甚至也不是梅校長的錯。梅校長是天津人，對平、卷舌音，應分得很清。唯一的原因，大約由于抗戰(zhàn)時期，梅校長身在昆明，他收聽的電臺，不是重慶的，就是昆明本地的，而電臺報幕員，則十有八九是南方本地人，對中、宗二字極易混淆。咬字稍不清，就會造成誤會，令梅先生將“張宗和”聽成了“張中和”！

于是，我馬上轉告《梅貽琦日記》的編輯，請他在重版時修正這個“美麗的誤會”，又復信張中和先生報告此事處理經(jīng)過�？吹贸隼舷壬�很滿意，主動與我通話約十分鐘。我粗略了解到，張中和先生曾任北京市政工程研究總院高級工程師，為北京給排水工程、地下鐵修建都作出過貢獻。他本應于1946年畢業(yè)于清華土木系，因戰(zhàn)亂耽擱了三年，一畢業(yè)就趕上了新中國的大規(guī)模工業(yè)建設。但因有“歷史問題”，被“控制使用”，一生未盡才。

神秘的電話

仿佛冥冥中總有一條線，繼續(xù)連著我和梅先生聽曲這件事。去年年底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發(fā)現(xiàn)，原來汪曾祺早在1996年發(fā)表的《晚翠園曲會》一文中就寫過張宗和了，而且不僅是張宗和，還有他的姐姐張充和，甚至梅校長從電臺里聽到的《游園》演唱者、聯(lián)大女教授崔之蘭，也都出現(xiàn)在汪先生筆下。

崔之蘭，梅貽琦先生記憶中的第三個拍曲人，是晚翠園曲社做“同期”（唱昆愛好者約期集會唱曲，叫做同期）的必到之客：“崔之蘭先生是聯(lián)大為數(shù)不多的女教授之一，多年來研究蝌蚪的尾巴，運動中因此被斗，資料標本均被毀盡。崔先生幾乎每次都唱《西樓記》。”

忽想起16年前，我編輯《永遠的清華園——清華子弟眼中的父輩》時，曾接到一位張姓男子的電話。他說，錢端升先生之子錢仲興將征集回憶老清華父輩文章，他是該寫寫了。但不是寫父親，而是寫母親——崔之蘭。我未來得及問，崔教授是哪個領域的專家？后來就沒了下文。這個神秘的電話一直埋在我心里。直到多年后讀了《梅貽琦日記》，才知崔之蘭先生還雅擅拍曲；直至讀了《晚翠園曲會》，又進一步得知崔之蘭還是生物系教授！看來，人生里總會埋伏著一些饒有深意的包袱，不用著急，到時候就會一一打開，給你帶來驚喜和思索。

云飛君的真實身份

而梅先生不知曉，日記整理者也不知清楚其真實名姓的，是在電臺第一個出來演唱《刺虎》的“云飛君”，我一度認為，在汪曾祺先生筆下，云南大學西北角栽種了很多枇杷樹的美麗的“晚翠園”——這個昆明拍曲人必到的小圈子里，也能找到蛛絲馬跡！

汪先生這樣寫：“許寶騄先生是數(shù)論專家，但是曲子唱得很好。俞平伯先生的夫人許寶馴就是許先生的姐姐。許先生聽過我唱的一支曲子，跟我們的系主任羅常培（莘田）（著名語言學家，即梅校長從電臺聽到的第二個節(jié)目《彈詞》的演唱者——筆者注）說，他想教我一出‘刺虎’。我按時候去了，沒有說多少話，就拍起曲子來：

‘銀臺上晃晃的鳳燭墩，金猊內裊裊的香煙噴……’

許先生的曲子唱得很大方，‘刺虎’完全是正旦唱法�！�

從汪先生文章，似乎可以得出一個并不武斷的結論：昆明知識界的昆曲愛好者，大都是晚翠園“同期”中人。那么這個“云飛君”，是否即數(shù)論專家許寶騄先生呢？

3月中旬，我忽收到清華大學校史館副館長金富軍博士的一則短信。他告訴我，《抗戰(zhàn)中的昆明廣播電臺與西南聯(lián)大》的作者戴美政先生在看到校史館轉載的拙文后，說：“梅日記中所記‘云飛君’，為昆明平劇（京劇）名票，應屬中央機器廠職工進益會成員，該會多次應邀到昆明廣播電臺播出平劇。筆者《抗戰(zhàn)中的昆明廣播電臺與西南聯(lián)大》中曾提到此君�！�

到此為止，這樁有趣的、帶著民國草木清香的小公案，終于徹底水落石出了。唯一遺憾者，只是不知云飛君的真實姓名罷了。

張宗和的結局

至于四個人中最后出場的那位唱《掃花》的真身——張中和老先生信中“精昆曲，擅吹笛”的張宗和，汪曾祺不但細筆詳寫其人其曲，更寫到亂世里他遭逢的亂離，以及悲涼的結局：“給大家吹笛子的是張宗和，幾乎所有人唱的時候笛子都由他包了。夫人孫鳳竹也善唱曲，唱得很宛轉。張宗和溫文爾雅，孫鳳竹風致楚楚，有時在晚翠園（他們就住在晚翠園一角）并肩散步，讓人想起‘揀名門一例一例里神仙眷’（《驚夢》）。張宗和后調往貴州大學，教中國通史。孫鳳竹死于病。不久，聽說宗和也在貴陽病歿。他們歲數(shù)都不大，宗和只三十左右�！�

終于“找到”了張宗和，卻讓人一聲嘆息�。ò矗和粝壬�此處記憶不確。張宗和去世于1977年。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中期，為紀念亡妻孫鳳竹，張宗和寫了一本小冊子《秋燈憶語》。）

對梅先生筆下四位拍曲人的追尋過程，我有一個極深的感受：從民國時代以至新中國成立后十幾年，人們對戲曲是那樣的癡迷。這當與社會文化的大環(huán)境以及家庭成員內部的影響有著密切關系。晚翠園同期上數(shù)論專家許寶騄唱正旦，唱得那樣“擻”，而他的姐姐許寶馴、姐夫俞平伯，在清華大學迎新會上合演的《活捉》，幾十年后也成為著名學者趙儷生《籬槿堂自敘》筆下的回憶。汪曾祺則在高郵讀中學時就唱上青衣了。這里既有雅擅拍曲的父親的影響，也是當時學校的大風氣。黃裳先生上世紀30年代讀南開中學時，常常溜出學校聽京戲，半夜再翻墻頭回校。梅蘭芳先生到南開演出，他埋伏在后臺，等張伯苓校長引梅先生進了禮堂，就突然跑出來請他簽名。

后來，這種對戲曲的癡迷醞釀成熟，開花結果，到了必須采摘的時候了。許多出身殷實家庭的子弟，因了從小在這種熱愛戲曲的環(huán)境里耳濡目染，毅然走上專業(yè)戲曲工作者的道路。如參加總政京劇團的王曉棠，從小就在家里學了很多出京戲、昆曲，后來還把戲曲用在了自編自導的電影配樂里；剛剛去世的程派傳人李世濟，原是上海的嬌小姐、大學生，她一生的琴師、生活伴侶唐在炘，則是貴族學校圣約翰的高才生……

而梅先生日記里這幾位抗戰(zhàn)時期大后方的拍曲人，也都是知識分子�；蚵暶�不著、身后寂寞，或后來成為著名社會人士，但當年他們安貧樂道、恬淡沖和、自得其樂的文化生活，勾勒出的卻是一整幅大后方知識分子的精神畫卷。（文/侯宇燕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