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在《辭源》上，劉葉秋先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，付出了很大的心血。

原文編者按：本版嘗試辦“名家訪談”的連載欄目，首先特邀著名文史學(xué)者趙珩先生，請他談?wù)動H身經(jīng)歷和所見所聞的文史故事，保持現(xiàn)場鮮活的表述風(fēng)格。根據(jù)事先確定的主題，由趙珩先生主講，本報記者配合提問，錄音稿整理后由趙珩先生審閱。本欄目定名為“趙珩·留痕”，暫定兩周刊發(fā)一版，敬請關(guān)注。

我們今天使用的四卷本《辭源》是《辭源》的第二版�！掇o源》第二版的工作從1958年開始，是由商務(wù)印書館承擔(dān)的。當(dāng)時沒有所謂的“國家項目”之說，但實際上這是國家的大項目。這一版的工作與第一版相比，基本上是另起爐灶，它收錄的單字有一萬兩千多個，復(fù)詞大概是六萬多個，是相當(dāng)龐大的一部書�！掇o源》第二版以1840年為界，收錄的是1840年以前出現(xiàn)的字和詞。為什么以1840為界呢？因為按我們過去的歷史分期，是以1840年為線劃分古代和近代，《辭源》收錄的是屬古代部分的字詞。

一開始，我父親（編者注：趙珩父親是趙守儼先生，為中華書局原副總編輯）參與了這項工作，過了大概一年多的時間，為了《二十四史》的點校整理工作，他被調(diào)到中華書局。此后這項工作實際主編是兩位，一位是吳澤炎先生，一位是劉葉秋先生，恰恰這兩位前輩我都非常熟悉，我從五十年代起就認(rèn)識他們，他們和我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密切的關(guān)系。參加《辭源》工作的有上千人，但由兩位先生主要負(fù)責(zé)，他們?yōu)楹笫懒粝铝艘徊空Z文方面的重要工具書。

吳澤炎 我通過他知道毛姆

先說吳澤炎先生。吳先生生于1913年，江蘇常熟人，操著一口濃重的常熟話。常熟話是不太好懂的，但我多少能聽懂一些。很多人問我怎么能聽懂這樣的方言，我說這個不奇怪，因為我從小就認(rèn)識一位常熟人，那就是吳澤炎先生。吳先生畢業(yè)于上海大夏大學(xué)，在當(dāng)時也是上海的名校。他是一個很淵博的人，不但在中國的語言文字、文學(xué)方面有很深的造詣，英文也非常好。他早年曾在當(dāng)時非常有名的《東方雜志》工作過，撰稿五十多篇。他的兄長，也是我國非常有名的一位學(xué)者——社會學(xué)家吳澤霖先生。吳澤霖先生可以說是中國社會學(xué)的開山鼻祖，和潘光旦齊名。

吳澤炎先生無論從工作的關(guān)系，還是私人友情，和我家來往都非常多，尤其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中華書局和商務(wù)印書館一起遷到翠微路二號，父親和吳先生就在一座大樓辦公。吳澤炎先生的家在騎河樓，我家搬到翠微路之后，他仍然住在騎河樓，因此他幾乎每天中午都在我家吃午飯。我也常常去騎河樓，他們那個院子是我小時候經(jīng)常玩的地方，所以我跟吳澤炎先生的子女也非常熟。因為那個院子過去是清華大學(xué)的宿舍，也是清華招待所，當(dāng)時住的還有其他幾家。

吳澤炎先生的個子很矮，將近一米六的樣子，他的嘴里永遠(yuǎn)叼著煙卷，說話時煙就粘在下嘴唇上，包括他翻書、查資料的時候，也是嘴上掛著煙。有時候煙灰也來不及撣，所以經(jīng)常弄到身上、書上。因為常含著煙，所以他說話的聲音有點含混，再加上他濃重的常熟口音，一般人比較難聽懂他的話，但是我仍能聽懂。我今天閉上眼睛都能想到他的樣子，非常親切。

我認(rèn)識他的時候他大概五十歲上下，比我父親大十三歲，我父親生于1926年，但他們關(guān)系非常好，和我母親關(guān)系也非常好，所以可以說我們是通家之好。

吳先生到我家里來，總有談不完的話題，涉及比較多的是中國歷史和文學(xué)類，他對我影響尤其深的是外國文學(xué)。1960年到1965年，“文革”前的那段時間，我讀了很多翻譯的外國文學(xué)作品，因為我讀不懂原文，就看翻譯的。吳澤炎先生在看到我讀某位作家的書時，就會向我介紹這位作者以及相關(guān)的著作，巴爾扎克、雨果、莫泊桑、左拉、福樓拜，他都給我講過很多。其中一位我印象最深，也是我當(dāng)時不了解的作家，就是英國作家毛姆。

關(guān)于毛姆，可能現(xiàn)在知道的人比較多了，但在那個時候，中國知道毛姆的人很少。1965年毛姆去世，《參考消息》在其中一個版的右下角登了兩三行字，說“英國作家毛姆去世”。我在吃中飯的時候看到了這條新聞，當(dāng)時很好奇，由此吳澤炎先生就在飯桌上給我講了很多毛姆的事。他對毛姆非常了解，說毛姆的著作主要是在二戰(zhàn)以后，其人關(guān)注英國社會，可以說是一個批判現(xiàn)實主義的作家，而且是對于人的審視和事物的認(rèn)知近乎苛刻的一個作家。要知道那時候中國翻譯毛姆作品還很少，中國人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毛姆，而他能給我講很多關(guān)于毛姆的事。

我小時候有不解的問題都會去請教他。吳先生的知識俯拾皆是，所以向他請教，于我來說受益匪淺。我也常到他家去，跟他家孩子一塊兒玩（到他家去，目的不是找他），他幾個孩子也都很有出息。

做卡片做了幾萬張

吳澤炎先生是一個做事情非常嚴(yán)謹(jǐn)?shù)娜�。我那時候到他家去，看到他家里的書桌、書架、書柜上，摞的全是卡片盒子，他做了幾萬張卡片，大概總要有上百盒不止。今天看來，這是一個完全勞而無功的事情，因為電腦檢索很方便，沒有人再做卡片了，可是從前做學(xué)問的人，都是要做卡片的�，F(xiàn)在卡片可以變成文物了，我家還有若干卡片盒子，我父親也做，但是沒有吳先生那么多。劉葉秋先生有一次指著卡片盒子說：“如果一個人下這樣大的工夫，還有什么事干不成呢？”劉先生的意思是說用此工夫個人做研究，一定能有很大成就，言下不無惋惜。但劉先生的話似貶實褒。很多人不愿做基礎(chǔ)工作，更不愿為他人做嫁衣。吳先生卻踏踏實實，無怨無悔，絲毫不計較名利，現(xiàn)在這樣的人已經(jīng)越來越少了。吳先生后來搬家到東大橋，他去世以后我到他家，看著那么多蒙著灰塵的卡片盒子依然還在，但人去樓空，令人非常傷感。

吳澤炎先生是一個不理家務(wù)的人。他在騎河樓的家是一個平房式的單元房，就是進(jìn)去一個走廊，四間房，加一個廚房，是一個大院子中的一棟小房。他平時除了上班就是在家里讀書、做卡片，到吃飯的時候，總是夫人來叫才起身。夫人叫汪家禎，是非常賢惠的知識女性。

吳先生也很詼諧，有趣。冬天老是穿一件中式對襟罩衫，兩只手永遠(yuǎn)插在袖筒里面，在書桌上寫東西時手才掏出來。他的身材不胖不瘦，就是個子矮。后來做到商務(wù)印書館的副總經(jīng)理，也是全國第五屆、六屆和七屆的全國政協(xié)委員。他1995年去世，比我父親晚一年，大概活到82歲。

全副精力撲在《辭源》工作上

吳澤炎先生是我從小就非常敬重的一位學(xué)者。在我心里，所謂學(xué)者形象，就是他那個樣子。

我還記得沒有搬到翠微路的時候，吳先生他們跟我父親一塊在高等教育出版社，中午有時候就去逛逛琉璃廠。吳先生這個人不拘小節(jié)，有一回走路揣著手蹭來蹭去，一不小心就把店家擺在桌上的一個紅木盒子給碰掉在地上，那當(dāng)然人家不干了，就說你把它買了吧。那個盒子是十五塊錢，沒辦法吳先生只好買了下來。但是他買了沒有用，于是就轉(zhuǎn)手送給了我父親，這個紅木盒子至今還在我這里保存著。

吳澤炎先生和我父親有共同點，都是非常謹(jǐn)慎的人。在那個時代，大家處處謹(jǐn)小慎微，在家里聊天，他們會天南地北，但在外面一句不敢亂說，讓我們孩子們看起來就是“樹葉掉下來都怕砸掉腦袋的小老頭”。好在吳先生和我父親“文革”前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都幸免于難�！拔母铩敝兴麄儍蓚�雖然受到了一定的沖擊，但是都不太大，都沒有被抄家，吳先生最大的罪狀也不過就是新中國成立前在《東方雜志》上發(fā)表過的一些評論、政論性的東西。后來吳先生再也不寫政論性的東西了。

吳先生本人也翻譯過一些東西，但不是太多。他后來全副精力都撲在《辭源》的工作上，包括所有詞條的審定、撰寫，辭書的撰寫組織工作，他那時才四十五歲。他晚年身體不好，最后還有些癡呆，很可惜，他搬到朝外以后，我們?nèi)タ赐�他的次�?shù)也不太多。

《辭源》第二版共四卷，“文革”前只出了一卷，一直到1975年，四卷本的《辭源》才全部大功告成�！掇o源》對我來說的使用率還是很高的，每當(dāng)我檢索《辭源》的時候，我都能想到他。

劉葉秋 一直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

另一位《辭源》的主編是劉葉秋先生。劉葉秋先生1917年生人，比我父親大九歲，比吳澤炎先生小一點兒。劉葉秋先生字葉秋，名桐良。一般古人的字和名都是有關(guān)聯(lián)的，劉葉秋先生也是。他名桐良，桐是桐樹，從前說秋天將至，叫“一葉知秋”，所以葉秋和桐良是相吻合的。

劉桐良先生后來以字行于世，所以查百度時，查“劉葉秋”才能查出他來，檢索“劉桐良”是沒有的。

劉葉秋先生命運多舛。他畢業(yè)于中國大學(xué)歷史文學(xué)系，在舊中國雖然不算是很棒的大學(xué)，但是它的中國語言文學(xué)系、社會學(xué)系都是很不錯的。劉葉秋是俞平伯先生的弟子，所以俞平伯先生的那一套學(xué)問他都熟悉。他的社交圈子也很廣，和豐子愷先生等都有交往。他一直生活在北京，是北京土著，說標(biāo)準(zhǔn)的北京話。他之所以坎坷，就是有一個問題說不清楚：他跟他的父親解放前夕去了臺灣，他的夫人汪元澂沒去，他們夫妻很恩愛，太太在大陸，所以他大概是1950年或者1951年就回來了。他為什么去臺灣我不是太清楚，但是從臺灣跑回來，別人就懷疑他“是不是國民黨派遣回來的特務(wù)”，所以一直受到極不公正的待遇。

劉先生在五十年代之前，也教過書，雖然他不太熟悉西學(xué)，但是漢語，尤其是古漢語功底非常好，字寫得也很漂亮。后來在商務(wù)印書館工作，1958年進(jìn)入“辭源組”，但一直是編外人員�！拔母铩敝斜黄然丶�，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又開始工作，真正落實政策，成為商務(wù)印書館的正式員工，則是在1979年以后。

由于受到不公正的待遇，劉葉秋先生一直處于極其壓抑的狀態(tài)。他住在珠市口的一個大雜院里邊，房子在院子最深部，只有三間。當(dāng)時他太太在天津教書，夫妻倆一直兩地分居。他有兩個兒子，還有他母親，和他住在一起。三代人，原來僅兩間小屋，所說第三間是他在這兩間小屋旁邊自己搭的一間，面積是二米七，能容下他的一張床。劉先生戲稱這兩米七的小房為“二秘棲”。這也是我以前常去的地方。今天這個房還在，因為大雜院的前面都拆光了，就剩下幾戶人家，他次子還住在里邊。

劉先生因為身份的問題，雖然一直上班，但收入不高。六十年代吳澤炎先生的工資大概是180多元，我父親是153元，屬于比較高的工資。劉葉秋先生最多時大概也就八九十元，因為他是編外人員，所以生活很拮據(jù)。他在搬到珠市口之前住在晉陽飯莊旁邊，就是傳說為紀(jì)曉嵐的閱微草堂的那個地方。

筆記、類書的學(xué)問都從他那里來

劉葉秋先生的學(xué)問非常好，他的特點是熟知舊京掌故。他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，也寫了很多語言文字學(xué)方面的通俗著述，這些著述都是很有水平的。他寫過《中國古代的字典》，小冊子，不太厚。還有《古典小說筆記論叢》《歷代筆記概述》什么的，都送過我，這些在網(wǎng)上也能查得著。

劉先生對我影響最大的一本書就是《歷代筆記概述》。他把筆記的分類講得非常清楚。筆記在中國是一個特殊的體裁，它既不是大部頭的文學(xué)創(chuàng)作，也不是史書，它是讀書人隨筆而記的東西，但不同于小說，而是史實。筆記五花八門，劉葉秋先生就把筆記做了分類：比如屬于史料型的筆記，在中國歷史上有很多，像宋朝的《揮麈錄》就是史料筆記；有一種屬于讀書筆記，像《越縵堂讀書記》；另外還有社會生活筆記，這一類有很多；還有一種屬于文學(xué)筆記，詩話、詞話這一類。我對于筆記的認(rèn)識，實際上是秉承了當(dāng)時劉先生的思路。

關(guān)于類書，他也寫過通俗性的介紹——《類書簡說》，雖然文字比較淺顯，但是對于年輕人閱讀古籍是很有裨益的。我們今天知道宋代四大類書，《文苑英華》、《冊府元龜》、《太平御覽》、《太平廣記》�！短�平廣記》是最雜的，講述志怪小說這一類。在那時候，能出版這種普及性的知識類書籍已算很不易了。因為在“文革”前后，不能談老北京，屬于舊事物和懷舊�！拔母铩焙螅瑒⑾壬�進(jìn)入了創(chuàng)作高峰期，我在燕山出版社做總編的時候，就出版過他回憶老北京的書。我也編輯過他的書，邀請他寫過一些北京的掌故。

他對于北京掌故、天津掌故和一些舊時代的人和事，包括北京的市肆、商家、酒樓、飯館，都非常熟悉。我當(dāng)時也很受他的影響。北京擅長寫通俗小說的是張恨水，這人人都知道。劉葉秋先生當(dāng)時給我講過和張恨水齊名的一位天津作家，名叫劉云若。直到改革開放以后，才重新出版了很多劉云若的書，比如《小揚州志》等等。劉云若主要寫底層社會，用天津的語言，極其生動，入木三分。就和我第一次在吳澤炎身邊聽說毛姆一樣，在劉先生這兒我知道了劉云若。

抽煙的工夫即可吟詩作對

劉葉秋先生也很有才氣，作對子、作詩，都很好。我記得有一次我一個同事的父親突然去世，老人家是當(dāng)時農(nóng)學(xué)院很有名的一位二級教授，留日的，學(xué)園藝。我為他父親寫了一副挽聯(lián)，但總是不太滿意，覺得哪里不合適。那天下著大雪，我就冒雪去找劉桐良幫我改。真是找對了，不過抽煙的工夫經(jīng)他一改，挽聯(lián)變得既通俗又樸實。因為同事父親是學(xué)園藝的，所以上聯(lián)改為“種樹栽花動關(guān)國計”，下聯(lián)正好應(yīng)時即景：“飄風(fēng)飛雪驟失耆賢”，比我原來那個好多了。

劉先生對戲曲掌故也很熟。他和姜妙香關(guān)系很好，姜妙香與梅蘭芳合作一生，在劉先生嘴里經(jīng)常叫“姜六爺”、“姜圣人”。為什么叫圣人？是因為姜先生腹笥甚寬，知道的戲特別多，而且為人厚道。劉先生這個人為人也很好，吳小如先生的父親、天津書法家吳玉如那時到北京來就住在他家，他們關(guān)系很好。

每年春節(jié)初五之后，劉先生都要請我們家和吳家去吃頓飯，這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。就在他家里，他自己做，主要做一些北京的家常菜，很簡單，但是很精致。每年如此，包括“文革”期間。他那兩間不大的斗室中，一張桌子擠擠挨挨坐三家人，很溫暖，也很讓人感動。

他非常會做醬牛肉。那時候買牛羊肉、豬肉還都是要票的，劉先生不知道從哪兒淘換來的肉票，能做很多醬牛肉。冬天，正是大雪紛飛的時候，他讓他的次子劉閎專門給吳、趙兩家送醬牛肉。他每次來端著個鍋，鍋里擱一整塊醬牛肉，沒有五六斤肉做不出那么大塊的醬牛肉。直到今天我和他兒子談起這件事，還是很感動。在那樣的時代，政治環(huán)境與氣氛讓人與人關(guān)系疏遠(yuǎn)。能夠每年想著做一塊醬牛肉，專門打發(fā)孩子送，確實體現(xiàn)了一種人情的溫暖。而且劉先生做的醬牛肉不塞牙，軟硬合適，醬料特殊，味道遠(yuǎn)勝于月盛齋。我現(xiàn)在在家里做醬牛肉，總覺得吃不出劉先生做的醬牛肉的味道。

退休后名氣大

在《辭源》上，劉葉秋先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，付出了很大的心血，在改革開放以后他恢復(fù)了工作，成為商務(wù)出版社的正式工作人員，在辭書編輯室工作。

退休之后，他反而在社會上名氣更大了。他還有一本《學(xué)海紛葩錄》記載了很多學(xué)人的往事。因為他是俞平伯的弟子，所以接觸的學(xué)界面很廣。晚年他還被聘到南開大學(xué)去講古典文學(xué)課。另外，中國楹聯(lián)學(xué)會的活動也請他參加。但正在他能夠發(fā)揮余熱的時候，突發(fā)心肌梗死，在北京友誼醫(yī)院病逝，大概是在1990年前后。

劉葉秋先生面貌清癯，比吳澤炎先生略高一些，雖然生活比較困難，衣服卻永遠(yuǎn)干凈利落。夏天穿白色的夏威夷襯衫（那時候我們管下擺放在褲子外面的襯衫叫夏威夷襯衫），永遠(yuǎn)熨得平平整整，頭發(fā)黑黑的，梳得又光又亮，戴金絲邊眼鏡，因為腿不好，有時候拄著文明杖，是非常注重儀表的一個人。

吳澤炎先生晚年深居簡出，活動相對來說比較少。但是劉葉秋先生到了晚年卻很受追捧，也說明了今天社會價值取向的變遷。但是直到去世他都住在珠市口的房子里。我很喜歡跟他們聊天，和吳先生聊天是一種內(nèi)容，跟劉先生聊天又是一種內(nèi)容，都很長知識。這兩位先生都對《辭源》作出了極大的貢獻(xiàn)，令我至今懷念。（趙珩/口述審訂 王勉/錄音采寫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