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摘要]大帝國的核心是有一個集中統(tǒng)一的暴力,暴力資源集中壟斷,政治權力才能集中壟斷。這種四面受敵、暴力資源分散的局面,導致了歐洲的多中心、多主體。權力相互牽制,壟斷者無法出現(xiàn)。
受訪者:吳思(著名歷史學者)
采訪者:胡子華(騰訊思享會)
“暴力最強者說了算”被著名歷史學者吳思視作元規(guī)則,是決定規(guī)則的規(guī)則,但在市場合作已成主流的今天,它是否仍然適用,又該如何去理解?而在這一“近乎殘酷”的元規(guī)則之下,道德的位置和價值究竟何在?進一步,單個個體在這一鐵律下,又該如何自處?我們還能使用哪些“弱者的武器”把暴力集團關進籠子?
在不少影音作品中,錘子經(jīng)常被當作暴力的象征。
帶著這些問題,騰訊思享會日前專訪了著名歷史學者吳思,以下為部分訪談實錄:
近兩百年,最重要的變化是生產(chǎn)集團控制了暴力集團
騰訊思享會:從潛規(guī)則、血酬定律,到官家主義,乃至“暴力最強者說了算”的元規(guī)則,可以看出暴力要素在你的概念體系里得到了重要的考量,甚至是一個核心思考點,而且確實對原先歷史具有很強的解釋力。但值得注意的一個事實是,近兩百年來,注重通過合作來創(chuàng)造財富和分配財富的市場形式,已經(jīng)扭轉了原先暴力要素占主導作用的財富分配方式。而且,這種財富分配方式的變化也影響到了制度層面,如在民主選票的情況下,“暴力最強者說了算”就會受到節(jié)制,這個時候再重新來審視暴力要素的地位是否會存在偏差?
以市場合作的方式創(chuàng)造和分配財富成為主流。
吳思:暴力作為核心作用的邏輯非常簡單:暴力不能生產(chǎn)什么,但能夠毀滅一切,因此它具有否決權。確實,近兩百年的歷史發(fā)展,看上去暴力不再占主導位置,但更準確的說法是:暴力集團被控制住了。生產(chǎn)集團控制了暴力,這并不違反元規(guī)則。
所謂元規(guī)則,就是決定規(guī)則的規(guī)則,這是根本性的東西。這個規(guī)則就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。問題在于,誰是暴力最強者?如果暴力最強者就是以掠奪為核心,以掠奪為生存策略的那些人,那好,這是一個暴力統(tǒng)治集團,是他們在主導人類歷史。一旦這個暴力集團被控制住了,比如說在美國,軍隊的總司令是總統(tǒng),總統(tǒng)是選民選出來的,那我們就說美國的選民其實是暴力最強者。議會也是他們選出來的,暴力集團軍費是由議員決定的,議員也是民眾選出來的,那么選民就是不折不扣的暴力最強者。選民中的絕大多數(shù)成員屬于生產(chǎn)集團。所以,在這些國家,這兩百多年來,最重要的變化就是生產(chǎn)集團控制了暴力集團,因此生產(chǎn)集團就成為了暴力最強者。暴力最強者雖然變了,但元規(guī)則仍然有效,仍然是暴力最強者說了算,暴力也仍然具有最終否決權。
早期的英國議會
為何古代中國無法像歐洲那樣形成約束權力的制度?
騰訊思享會:你提到暴力集團被控制住了,從美國的例子來看,我的理解是權力的使用受到了約束。同時,我也有一個困惑,為什么古代中國幾千年來沒有像歐美那樣形成一套制約權力的制度,相反卻是不斷走向集權的一個過程?而且更奇怪的是,不僅在制度上看不到實踐,甚至在思想層面也幾乎看不到理論設計,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?
吳思:在羅馬帝國崩潰之后,歐洲沒有一股力量能夠實現(xiàn)大一統(tǒng)。教會是一個權力系統(tǒng),不同宗教不同民族是一個系統(tǒng),那些大大小小的世俗貴族又是一個系統(tǒng)。此外還有市民的自治城市。
神圣羅馬帝國國徽
歐洲的地理環(huán)境支離破碎,不同的山脈海洋分割出許多半島,不同地區(qū)不同民族的語言有障礙,宗教信仰不同,生活方式也不相同。東南有阿拉伯人伺機而動,北歐有海盜可以沿著內(nèi)河去搶劫,東歐有馬扎兒人隨時入侵。在這種支離破碎、四面受敵的格局中,長期維持一個大帝國的困難很大。大帝國的核心是有一個集中統(tǒng)一的暴力,暴力資源集中壟斷,政治權力才能集中壟斷。這種四面受敵、暴力資源分散的局面,導致了歐洲的多中心、多主體。權力相互牽制,壟斷者無法出現(xiàn)。
更何況,希臘和羅馬自身也有久遠的共和傳統(tǒng),有元老院這個歷史基因。在這樣的格局和歷史背景下,他們很自然就會進化出有關權力制約的思想和制度。
羅馬帝國的元老院
在這方面,中國就沒有像希臘羅馬那樣可依賴的歷史路徑和歷史經(jīng)驗。司馬遷寫《史記》,把秦始皇滅六國的大一統(tǒng)看作是解萬民于倒懸。我們更清楚地看到了統(tǒng)一的好處和分裂的壞處。因為中國所有的分裂時代,暴力的濃度都比較高,老百姓日子都過得不好。民間的感覺是“寧為太平犬,不做亂世人”。王夫之在《讀通鑒論》中,也有一番類似的議論,說秦始皇以一人之大私,成就天下之大公。
為什么歐洲沒法實現(xiàn)大一統(tǒng),我們就能實現(xiàn)呢?宗教是個因素。道統(tǒng)和法統(tǒng),兩個合法性的來源,在中國合并為一了。還有一個就是地理因素。中原區(qū)域交通方便,所以戰(zhàn)爭征服的成本不那么高。因此我們很多時候都處在大一統(tǒng)的格局中。
在這個格局中,中國的思想家們當然也知道權力無限集中有問題,但中國皇帝是最高權力擁有者,也就意味著他是思想市場的主要買主,任何限制他權力的主張都不受歡迎,因此限制最高權力的思想難以產(chǎn)生,即使產(chǎn)生了也難以流通。
從歷史傳統(tǒng)的角度說,缺乏希臘羅馬式的政治傳統(tǒng),沒有民主共和的歷史實踐,也限制了中國思想家的政治想象空間。
單個個體的道德效用不大,但匯集起來就能夠排山倒海
騰訊思享會:“暴力最強者說了算”的元規(guī)則,會讓我有種錯覺,即它在不斷提示一個原始叢林般的殘酷世界,那么道德置于何地?同時,觀念本身就是現(xiàn)實的一部分,它在參與現(xiàn)實塑造,但在剛剛提到的權力無法受到約束的環(huán)境下,“暴力最強者說了算”這個觀念帶來的可能會是消極的宿命感,怎么看待這一點?
吳思:你所說的原始叢林也好,宿命感也好,都是感受,跟事實關系不大。它就是事實,你喜歡也罷,不喜歡也罷,大體就是這個樣子。可供安慰的是,暴力集團也是算賬的,統(tǒng)治也要算成本和收益,尋求利益最大化。但就像稅收中的拉弗曲線,并不是稅率越高政府收入就越多,超過一定限度時,政府的稅收收入反而會減少。政府關于自由度的控制也是如此。
稅收上的拉弗曲線
但暴力統(tǒng)治集團的計算是很復雜的,什么是暴力集團的最大收益,究竟誰來代表統(tǒng)治集團的利益,又怎么形成對最大收益的判斷等等,都很復雜。其間既有外部壓力,例如更好的制度帶來的示范作用,也有內(nèi)部壓力,例如民眾積蓄的不滿。我們每個人的行為都在影響它的成本和收益計算,所以我們每個人的一舉一動都并非在依循一個宿命,它也可能在促進變化。
然后說道德。在每一個個體那里,道德都經(jīng)常是屈服于利害關系的。孔子說“君子喻于義,小人喻于利”,那君子有多少呢?用他自己的話說,說“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”?梢,君子的數(shù)量不多,多數(shù)人還是以利益為導向的。
按照孟子的說法,惻隱之心、羞惡之心、辭讓之心、是非之心,人皆有之。人之初,性本善。我們的同情心長在哪?正義感長在哪?現(xiàn)代腦神經(jīng)科學可以準確地確定它們的位置。比如同情心,也就是鏡像神經(jīng)元,位于靈長目動物大腦中央運動前皮層,一個被稱為F5的區(qū)域,它能夠反映別人的喜怒哀樂。我看見你喝口咖啡很愜意,我也會想喝;我看見你燙了一下,皺眉頭,我也感覺到了你的痛,雖然不如自己被燙的感受來得強烈,但多少能感受,這就是同情心的生理基礎。有了這個能力,我們才能感同身受,然后根據(jù)自身感受推己及人,這就是仁,儒家體系的核心概念。
孔孟建立了以“仁”為核心的儒家體系。
比如我看你非?,你是100分的渴,我是90分的渴,但你100分的渴在我的同情心里引起的反應可能就20分,所以我還是會自己先喝。但如果我喝完了這一杯水,我的渴已經(jīng)降到了10分,那么你在我同情心里引起了20分渴,同情心就會發(fā)揮作用,這時我有水就會給你喝。所以,就個體來說,同情心遵循的邏輯是,自利第一,利他第二。
雖然道德在每一個個體的作用都不大,但只要把同情心或正義感在一個群體內(nèi)調(diào)動起來,它就能發(fā)揮很大的作用。比如每個人只有20分同情心,如果有一萬個人呢?要是一億人呢?這個力量,如果集中使用,就會非常強大。
換言之,同情心、正義感,這些道德的力量在個體身上,或許很弱,群體小的時候也很弱,但它匯集起來,就能夠擁有排山倒海的力量,這種巨大的力量可以推動社會進步。這就是道德的作用。在某些歷史節(jié)點上,有了這股力量,就可能把暴力集團關進籠子。
(嘉賓:吳思;編輯:胡子華、張寧。本文系騰訊思享會獨家稿件,未經(jīng)許可,其它媒體不得轉載。)
學者簡介
吳思,著名歷史學者。1957年出生于北京,1982年畢業(yè)于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。畢業(yè)后任《農(nóng)民日報》總編室副主任、群工部副主任、機動記者組記者。1993年出任全國新聞工作者協(xié)會主辦的《橋》雜志社副社長兼中文版主編。1997年起至2014年在《炎黃春秋》雜志擔任過執(zhí)行主編、副社長、總編輯等職。2009年至2014年擔任《炎黃春秋》雜志法人代表。2016年2月被選為天則經(jīng)濟研究所理事會理事長。著有《陳永貴:毛澤東的農(nóng)民》、《潛規(guī)則》、《血酬定律》等書。
欄目簡介
道術精湛,是為方家;一則涵養(yǎng),一則識見。騰訊思享會陸續(xù)專訪各領域中“識見”超邁之方家,解決問題,兼談主義;察時下問題之緣由,追問思想者邏輯背后的合理性依據(jù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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