阿丁，1972年生，小說家、畫家。著有長篇小說《無尾狗》《我要在你墳前跳舞唱歌》，短篇小說集《厭作人間語》《尋歡者不知所終》《胎心、異物及其他》，隨筆集《職業(yè)撒謊者的供述》等。

《厭作人間語》，阿丁，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

阿丁畫作《圣胡安·魯爾福在科馬拉》

歷經(jīng)麻醉醫(yī)師、報社編輯、出版社主編等職業(yè)后，阿丁以作家的姿態(tài)成了自由職業(yè)者。與之同行的，是與他者的距離，無論物理上還是精神上的，都有些疏遠。這是他對生存狀態(tài)的選擇，是對現(xiàn)實不妥協(xié)的決定，因此保持了生活和創(chuàng)作上的自由和獨立。

如今，他住在通州宋莊藝術區(qū)租來的房子里，寫作，畫畫。房子有幾扇不小的向陽窗，天氣好時，陽光就鋪灑進來，映亮滿墻油畫。常來往的幾個朋友相聚時，他會指著墻上新添的一幅，說說創(chuàng)作想法，問問觀后感，隨后喝酒聊天，盡歡才散。得空了，他會回保定幾天，看望父母。他喜歡這樣的日子，盡管有時感到窘迫，但滿足。

不適合當醫(yī)生

尋找相對自由的行當

十七歲，阿丁到保定一家醫(yī)院當了住院醫(yī)師。隨后的近十年，他的職業(yè)表現(xiàn)很受認可，具體說就是手法精準，可將麻醉劑毫厘不差地送到患者身上的任一確切位置。后來有人用這點來形容他的小說，很精當。不過在那時，他還沒想過寫作這回事。得到認可的好處，是讓他成為醫(yī)院最年輕的副主任醫(yī)師，即便做最保守的想象，也可說前途平坦。但出人意料，他最終決定離開。

理由很簡單：不適合。整日坐在那里給人看病無論如何也談不上有趣，更不自由，而這兩點是他天性里的東西，他說，天性里有些東西是職業(yè)限制不住的。于是，1999年，阿丁辭去醫(yī)院的工作，琢磨找份“相對自由的行當”。寫東西正符合這一要求。

作為甲A聯(lián)賽的球迷，阿丁在和父親開診所的同時寫起球評，感到快樂。“在電腦上敲字的時候你會有一種快感，把腦子里的所思所想敲出來，快感就加倍了”，就這樣，阿丁慢慢迷上寫東西。

2003年左右，開始寫小說。

在新書《厭作人間語》的跋中，阿丁說到外婆。老人雖過世多年，他“還能輕易地從蕪雜的記憶中辨析出她的聲音、腔調(diào)和講故事時的神態(tài)”。老人講述的“農(nóng)村老太太的故事”讓他與文學初次相遇，并扎根在他的記憶中，成為文字烙印，無法擺脫。“這是一個成年人講的睡前故事對一個孩子的影響，一直可以延伸到你真正成為一個作家。”因此，外婆和小時候讀的《三國演義》《水滸傳》一同成為他文學的啟蒙老師。后來，帕斯捷爾納克的《日瓦戈醫(yī)生》像一道亮光，讓小說真正進入他的視野。

當時，阿丁已去《重慶青年報》當記者。此后又到天津《每日新報》和北京《新京報》做編輯。回顧其工作經(jīng)歷，像專門在為寫小說做準備。歷史上，由醫(yī)生或媒體人轉(zhuǎn)行為作家的大有人在，其中不乏大師，前者如契訶夫，后者如海明威等。個中緣由，與兩個職業(yè)的屬性有關。

共情、真實、客觀

寫小說的三個重要準則

“作為醫(yī)生，你對生死的概念應該比一般人更強烈。那些生死雖然不是你親人的生和死，但他是你認識的人，而且跟你建立了醫(yī)患關系這一神秘聯(lián)系。這些人的死亡尤其能刺激你，讓你不得不思考。這些東西最終施加了影響到你的寫作上。”

說到這兒，他講了一個“哥哥哭弟弟”的故事。兄弟兩人開著拖拉機，后面拉了一車直徑半米多的圓木。弟弟下車檢查繩子捆沒捆緊，一根圓木正巧滾下，“腦袋被砸成了勺子”。哥哥跑進醫(yī)院，瘋狂給醫(yī)生磕頭。任誰瞧上一眼都清楚，人沒救了，不過，哥哥乞求的舉動引起了阿丁的共情。“那一瞬間我就置換了，我把那個哥哥置換成我哥哥，而死的那個是我自己，當你想到這一點的時候，那種悲傷是沒法用語言來說的。”回憶結束后他說，現(xiàn)在哥哥臉上悲痛的樣子，甚至哥哥當時給主任醫(yī)師磕頭時脊背的那種聳動，我都記得清清楚楚，“這些東西你是一輩子忘不了的”。

強烈的共情是作家的必備“技能”，上述經(jīng)歷無疑讓阿丁更敏感。2014年出版的第二部長篇《我要在你墳前跳舞唱歌》中，阿丁用第一人稱勝任了五個角色的敘述，由此構成一個龐大家族綿延八十年的歷史。實現(xiàn)這種高難度敘述很不易，但在“置換成他人”這件事上，阿丁在年輕時已有多次經(jīng)驗，他善于此道。

此外，“醫(yī)生”也常出現(xiàn)在阿丁的小說中，讓他的小說不時飄出福爾馬林的味道。“疾病”出現(xiàn)在文學作品中自然可被看做對社會的隱喻，“醫(yī)生”也不單單只是職業(yè)上的稱謂，但讀后的第一直覺，還是那股福爾馬林味兒，合上書仍久久不散。

至于媒體生涯，帶給他的東西同等重要，甚至更重要。他說，這個行業(yè)給我的最大財富就是真實。做新聞行業(yè)訓練了我對真實的觀察力，讓我意識到真實的力量。這一點在小說中表現(xiàn)得很清晰。同樣在2014年出版的短篇小說集《胎心、異物及其他》中，《死黨》《高考》《口吃的人》等篇目都有真實事件的影子。這是他用文學處理現(xiàn)實的一種手段，簡單、直接，把世間的某一角落完全揭露給你，真實得讓你很容易想到自己身邊的人，想到自己。

除了真實，媒體行業(yè)的訓練還讓阿丁深諳“客觀”之理。“作為一個寫作者，你對自己筆下的人物懷著同情也好，仇恨也好，在寫作時，你都得變得像老子說的，‘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’，即上帝視角，上帝的悲鳴是不干預。所以你寫任何一個人物時都不能帶感情，而且不能去擺布他們。”就像他永遠排在第一位的師傅、墨西哥作家胡安·魯爾福那樣，給小說中的人物名字、身份、性別以及一個時代大背景，讓他／她在其中自生自滅，這樣一個人物才能有血有肉，豐滿得足以讓人聽到他／她的呼吸。他認為，客觀是一個尺子，最能衡量一個作家是否能以上帝視角去寫一個故事，甚至一個時代。

這些關于寫作的看法，從一開始就在他的寫作實踐中顯露出來。2012年出版的首部小說《無尾狗》成書于2007年，由于所謂的“內(nèi)容灰暗”，遭到幾家出版社退稿，五年后終于出版。面對書中的主人公丁冬，就像看到赤條條的一個人，正毫不掩飾地回看你，像在彼此照鏡子。他有時市儈、貪婪、無恥，有時天真、害羞、正義，這個看似由一堆悖論構成的人，滿足不了你的英雄幻想，也無法帶你去烏托邦，他把現(xiàn)實烙下的骯臟印記再為你展示一次，讓你憤怒，讓你臉紅，卻無法反駁。

離開人群擁擠之處

對現(xiàn)實不妥協(xié)

《無尾狗》有兩到三成作者自己的經(jīng)歷，這點從丁冬的職業(yè)（醫(yī)生）、年齡（上世紀70年代初）可見端倪。有時，阿丁在個人公號發(fā)文，會說“貪婪如我”這樣的話，每每看到，知道這多半是一個作家的自謔，但還是會下意識想到丁冬。也許，丁冬的精神困境正是當年阿丁的精神困境。他思考善與惡，并在小說中超越它們，形成俯視的角度，對一切投以悲憫。然而在生活中，他疾惡如仇，用作家王小山的評語說，就是俠骨柔腸。

至今，朋友間仍流傳著六年前他和人大打出手的故事。兩個年輕小伙在小區(qū)里貼小廣告，一位老大爺前去制止，年輕人便罵罵咧咧著，推搡老人，被阿丁看到。那是在夏天，天很熱，阿丁穿著拖鞋，疾步上去，將那兩個年輕人拉開。兩人仗著人多，開始動手。最終兩人一個被抱摔，一個被側(cè)踹一腳，跑掉了。那時，阿丁不到四十歲，還經(jīng)常踢人形沙袋。

后來的幾年，生活和工作上都不順利，踢沙袋的習慣也漸漸被擱置。期間，他曾短時間接觸過劇本，但這種要跟眾人妥協(xié)的事顯然不適合他，對他來說也毫無樂趣。唯一可喜的，是幾本小說陸續(xù)得到出版。但稿費有限。

2015年春，阿丁開始畫畫。

他在其中找到了類似寫作的樂趣，而且更松弛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發(fā)現(xiàn)文學帶來的收入不能糊口，畫畫或許可以。他畫自己喜歡的作家，畫小說中的經(jīng)典情景，也畫腦子里突然一閃的奇思妙想。2016年8月，天津泰達當代藝術博物館為他舉辦了個人畫展，名為“畫布上的小說”�，F(xiàn)在，他的畫掛在Artand平臺上，還得了“2016年度跨界藝術家獎”。

從未學過一天，僅靠自己摸索，他把想畫的都畫了出來。畫不精致，沒規(guī)則，有稚拙之氣，從中可窺見自由。作家徐星評論說,美是自由催生的，而非其他。

寫小說，畫畫，用自由的方式，并因此得到樂趣，這是阿丁的法則。對那些不自由又無趣的人和事，他避之不及。

去年夏天，他從南城搬去宋莊，以虛構為生，也以此消解孤獨。他對現(xiàn)實依然很關注，依然用小說表達這個善惡交雜的世界，但已不喜歡身處擁擠之處，熙攘擾人。他屋里有棵盆栽的竹子，到秋天，葉子枯了，在書桌旁落了一地。他不去掃，覺得好看。

采寫/新京報記者張進